刚刚才读幼儿园小班，却开始在培训机构报了好几门辅导班;各种无孔不入的新媒体，将年轻家长们裹挟到一种焦虑的情绪中……突然发现：现在很多孩子面临着“校内减负校外增负”的境地，似乎，不给孩子报上几个辅导班，都算不上尽责的家长。
6月1日，市政协重点协商办理“整顿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秩序”提案专题，委员们纷纷表示，规范整顿教育培训机构只是减负手段之一，真正将时间还给孩子，还需要整个社会、整个教育系统的反思和配合。
要杜绝民办学校“偷跑”
今年上海“两会”期间，市政协委员胡里清提交提案《关于急需减负中小学生课外作业的建议》，其中援引了中国教育学会2016年底发布的《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研究报告》。
报告显示，2016年，全国中小学辅导机构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，上课外辅导课的学生达到1.37亿，人均花费约6000元。8000亿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?回顾2015年我国各省财政收入，全年财政收入最高的是广东省，9364.76亿元，江苏省则是8028.59亿元。也就是说，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已经与一个发达省份全年的财政收入相当。
再以2014年为例，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约占全体在校学生总数的36.7%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，这一数据甚至达到70%。
“教育培训为什么会成为刚需?”市政协委员凤懋伦认为，目前招生中重民办、轻公办的倾向是一种助推。一些培训机构甚至刻意营造“好民办进不去才进公办”的氛围，有的甚至以似真似假的与某些民办学校的“招生默契”来推波助澜，使得“社会焦虑”情绪不断扩散。
凤懋伦表示，解决这种“社会焦虑”是一个长期的、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，但在此期间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加强分类管理和指导，对于民办中小学，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点，以及孩子成长的规律和特点，作出关于招生考试难度的相关规定，不能放任自流，要杜绝“偷跑”，特别是对部分“民办公助”的学校要严禁打“擦边球”，不能让公办与民办之间由此而产生很大的差距，影响“减负”政策与做法的实效。
培训机构提前教、超前学
“培训机构并不见得能力有多高，而是卯足劲地提前教、超前学，培养出来的孩子不是‘早慧’，而是‘早会’。”市政协委员廖侃认为，主管部门应该对培训机构的超前行为进行限制，这就像体育比赛不能吃兴奋剂，吃了兴奋剂就禁赛，青年队的不能与成年人比，是相同的道理。因为对学校来说，有明确规定不允许超纲，但培训机构不是这样。
市政协委员认为，孩子们学业负担过重是多方面原因综合推动的结果，家庭教育理念、从众和攀比心理、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但根本上还是教育体系和招生制度造成的。
“没有给社会和家长提供足够多的选择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政府要支持发展特色学校，同时深化改革招生制度，真正把自由性和多样性还给教育，才能把本应属于孩子们的自由快乐成长的时光还给孩子们，最终打破现在这种‘群体焦虑’的怪圈。”胡光建议。
“不能开着水龙头拖地”
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要改不容易。”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说，如果单从整顿教育培训市场入手，可能达不到效果，就如同水龙头没拧紧，却一直在拖地板。解决这个问题就好像愚公移山，必须要找清楚解决问题的支点在哪里。不断地改革，不断地降温。
今年3月，市政协曾召开过一个专题通报会，市教委表示会出台解决措施，清理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的秩序，并对培训机构的门槛准入，事前事中事后的管理以及教学内容进行把控，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，维护义务教育公平公正的初衷，维护上海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。
在市政协重点协商办理“整顿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秩序”提案专题座谈会上，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全市目前有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近7000家，其中既有证照齐全的机构，也存在部分“有照无资质”或“无照经营”机构。类型不同、内容各异的教育培训机构一方面满足了市民多样化学习需求，另一方面也给政府部门监管带来一定难度。
针对政协委员的意见与建议，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，将会同相关部门，从完善教育培训市场法律法规，加强教育培训机构准入、审批和监管，制订培训机构从业人员资质标准，规范整顿教育培训市场等方面着手，引导教育培训行业健康发展，形成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。
